崔玉华
“自1984年至2013年，中国的水稻种植北界往北移动了近25公里。”一项关于农作物时空变化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明显地被人们所感知，而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农业尤其如此。在全国范围内，温带北移现象带来的农业种植带北移，正在改变着农业版图，类似水稻种植界北移的现象普遍出现，如玉米适种面积增加、冬小麦北扩西移、棉花入疆、热带作物进入西南热区……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在考验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布局和风险应对能力。
温带北移，农作物种植的大迁徙
随着气候变暖日益加速，气候对农业的影响日渐显现。这场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温带北移现象，带动着农业气候区划的变化。
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1961-2020年，我国各区域年平均气温呈一致性上升趋势，升温速率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北方大于南方、西部大于东部，其中，青藏地区升温速率最大，平均每10年升高0.36℃，升温速率相对较缓的西南地区，该值也达到了0.17℃。
温度降水双增长，使农作物生产发生巨大变化。在长江流域以南，多熟制生产的界线正在向高纬度、高海拔区域扩张。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一年三熟的种植北界不断北移西扩。在山西、河北、陕西等地，一年两熟的界线同样在北移，公开研究数据显示，1981年至2007年，这一界线平均北移了26公里。
在最北方的黑龙江，种植带北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黑龙江气象科学研究所数据显示，近年来，黑龙江的6个积温带都在北移，如第一积温带大约北移了0.5个维距，约有55公里。在整个东北地区，最大冻土深度正在以每10年5.5厘米的速率减小。
在华北平原上，冬油菜的种植界线也在不断北移西扩。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的资料显示，目前已有的抗旱、抗寒油菜品种，已经可以在北京一带越冬。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资料显示，2010年至2011年，我国在甘肃、宁夏、山西等13个北方省区推广示范上述品种，越冬率超过80%。
7月21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科研人员正在调查水稻性状。受访者供图
水稻北上，最高纬度的大米
7月20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整齐平坦的稻田中，水稻正处在孕穗的时节。
爱辉区是我国乃至全球最高纬度的水稻种植区之一，西岗子处于北纬49度30分地区，是我国水稻种植界线的北端，这里常年种植着数千亩水稻，面积最大曾达到上万亩。
从小就在爱辉区长大的爱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张凤琴告诉记者，在她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位于第四积温带和第五积温带过渡的张地营子乡、上马厂镇等区域，就开始有种植水稻的农户。
气候的变化，在这个中国最北端的区域感受尤其明显。张凤琴介绍，当地大部分处在年积温2100℃-2300℃的第四积温带，但近年监测显示，一些地方升温明显，可以达到2400℃-2500℃。这意味着这里已经有了第三积温带的特点。
一项来自中国农科院的研究显示，1984年，我国水稻种植北界分布在北纬47.34度附近，即黑龙江省松嫩平原北部-三江平原南部，具体位置在讷河-五大连池-通河-萝北-饶河一带。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到2013年，水稻种植北界已经北移到北纬47.64度，即松嫩平原北部-三江平原北部，大约在讷河-五大连池-通河-萝北-抚远一带。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鹏介绍，水稻种植北界区域扩张受到气候及社会经济的影响，其中增温的影响最大，即水稻生育期内的平均气温每升高1%，水稻种植北界区域的水稻种植面积将增加2.24%。在具体变化方面，过去30年间，中国水稻种植北界呈显著地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迁移的趋势。其中，向高纬度地区平均迁移了24.93公里，最大迁移距离为88.01公里。
荒原染绿，苹果的北扩之路
实际上，所有作物的种植界限都在北移。研究显示，过去60年中，我国南方双季稻区可种植北界向北推移近300公里，冬小麦种植北界北扩西移20-200公里，冬油菜种植北界向北扩展100公里，柑橘不同适宜区种植北界平均移动83公里左右。
黄土高原上的苹果，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卓家村，一片山顶平原上，冯有福种植着15亩左右的苹果，已经种了近30年。他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当地就有人开始种植苹果，如今，苹果已经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
陕西省气象局的资料显示，陕西最早的苹果种植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秦岭北麓种植，到上世纪70年代，逐渐向渭北黄土高原发展，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延安南部等地。2008年起，苹果种植继续北移，扩至延安北部、榆林南部，北扩约200公里。
在延安吴起县长官庙镇梁岔村，刘齐种了40亩苹果。2022年，苹果价格不错，刘齐的苹果被一次性收购，为他带来15万元左右的收入。
公开数据显示，延安的苹果面积正在快速增加。2010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为近300万亩，到2020年，已达400万亩。而在整个陕西省，2021年的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930万亩，是全国第一苹果生产大省。
降水和气温的变化，是苹果北扩的基础条件。以延安为例，当地气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21年，当地年降雨量由300多毫米增加到550毫米以上。
和苹果北扩同时发生的，还有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的快速增加。在延安，丰沛的降水和积温的增加，再加上多年以来退耕还林、绿化工程等的共同作用，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46%提高到2021年的81.3%。而在整个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63%以上。
在山西寿阳，纵横交错山脉与沟壑中，农田之外的区域，整个夏天都能看到被植被染绿的景色。当地一名农业干部告诉记者，除了不断推进的绿化工作外，降水增多和温度升高是荒原变绿的重要原因，“可以明显感觉到雨水的增多。”
2021年7月，山西寿阳，航拍下的黄土高原，沟壑中一片绿色。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北移西进，棉花的迁徙之路
和苹果一样，棉花种植的西扩北移也是这场温带北移中典型的变化之一。
棉花原本是热带、亚热带多年生的短日照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选育和演化之后，逐渐适应了温带气候，变成温带一年生作物。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我国棉花种植区经历了北移西进的漫长历程，从长江中下游平原移到华北平原，再由华北平原向西部干旱地区推进。
历史资料显示，新疆南疆地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种植棉花，1960年至2021年，西北内陆棉区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增长，由1960年的310万亩左右增长至2021年的近3800万亩。黄河流域棉区和长江中下游棉区棉花的种植面积，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均有所增长，但在2005年后总体呈下降趋势。
“气候变化背景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阴雨天增多，不适于植棉，尤其是长江流域，阴雨天导致‘播不下，收不起’，严重影响了棉农植棉积极性。”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彪介绍，“而在西北，尤其是天山以北的北疆，气候变暖、热量资源增多，使北疆宜棉区、次宜棉区和风险棉区的海拔上限均不同程度地上移。受其影响，宜棉区面积总体逐年代递增，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北疆宜棉区扩大了近一倍。”
在品种改良、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今，新疆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棉花种植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0%以上。
气象数据显示，我国西北地区气温呈普遍升高趋势，1961年至2018年，西北地区年平均增温速率为0.30℃/10年，高于全国0.23℃/10年的数据。在新疆天山以北的棉花种植区，自1990年开始，棉花生育期内的温度及温度相关农业气象指标呈现增加趋势，平均气温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19.43℃增至21世纪20年代初的21.06℃，活动积温从1072.63℃增至1139.69℃。
7月20日，新疆昌吉老龙河综合实验基地，正处在花铃期的棉花。受访者供图
南果北移，热带水果有了新王国
在我国南部，热带水果的种植界线也在不断北移。
7月20日，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玉屏镇的一个荔枝种植示范园中，10多个品种的晚熟荔枝已经挂果，再有一个月左右就成熟了。而在当地低海拔的河谷地带，早熟荔枝收获季已在6月底结束。
屏边县位于红河河谷的支流，境内海拔落差极大，气候类型丰富，热带气候、温带气候、高山寒凉气候汇聚在同一个地区。
荔枝是当地主要发展的热带水果之一。据屏边县农技推广站站长宋军介绍，30年前，这里的荔枝并不多。1992年，屏边县引进了第一株妃子笑荔枝，在低海拔的干热区种植，白河镇是种植区的核心，“白河镇海拔在400米左右，是热带气候，是我们这里传统的荔枝种植区，这些年，我们在这里培育了优质的无核荔枝，每年6月成熟时，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来我们这里收购。”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屏边县的荔枝种植区也在不断上移，扩展到传统意义上的温带气候区域，屏边县玉屏镇的卡口村就是其中之一。卡口村海拔1000米左右，村里建了一座2000多亩的荔枝产业园，荔枝种满山坡。宋军介绍，屏边县目前已有近5万亩荔枝，同时还种有香蕉、菠萝等，这些热带水果支撑起这个边境县的经济发展。
不仅屏边县如此，在云南，温带北移使多个河谷地区成为热带水果的生产区，这一现象在整个西南地区普遍出现。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种植线以北，低热谷地、盆底中，还出现了多个“热带飞地”，四川攀枝花是其中的典型。
攀枝花位于四川南部，这里山高谷深，热量不易散失，全年日照2700小时以上，年均气温达到20℃以上，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使攀枝花逐渐成为热带水果生产地。在这个南亚热带到北温带气候的地区，能看到菠萝、芒果、火龙果、释迦、芭乐、牛油果等热带水果，攀枝花也因此被称为“热带水果王国”。以芒果为例，每年12月，在海拔1700米的高山上，农民们仍在收获晚熟的芒果。数据显示，2022年，攀枝花仅芒果产量就超过54万吨，远销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6月初，卡口村荔枝即将收获。黎明瑶摄
■对话
专家：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需转变理念、采取超常措施
全球气候变化正深刻影响着农作物的分布格局，同时，也带来极端天气频发、病虫害加剧等负面问题。人类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新现象？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科院“智慧气象与农业气候资源利用”创新团队首席许吟隆表示，在这样的变局中，传统的应对手段正变得力不从心，“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转变理念，整体转型适应，采取超常的措施，适应气候的变化。”
新京报：全球气候变化给农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许吟隆：从全球看，气候变化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去年非洲、印度等地的干旱，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粮食生产。同时，极端天气事件也与病虫害的发生相关，2020年开始爆发和迁飞的非洲沙漠蝗虫，就是和东非的高温干旱气候环境紧密相关的。
新京报：在我国，是否有类似情况？
许吟隆：2021年，郑州暴雨以及之后的涝害，使农业受灾面积达到1600多万亩、绝收500多万亩。2022年全长江流域的高温干旱，今年华北、新疆等地的旱情，都是极端天气的表现。
新京报：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是否有有利影响？
许吟隆：气候变暖、气候带北移，是典型的影响之一，这带来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热量和降水增加之后，只要善加利用，就可以使之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作物供给的有利条件。
新京报：怎样才算是善加利用？
许吟隆：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我国其实已经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减少负面影响，甚至化害为利，保障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比如建设高标准农田，持续在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入力量等。
新京报：这些措施是否可以应对气候变化？
许吟隆：从当前看，个人感觉，传统的技术措施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正在日渐逼近极限。在未来持续的气候变化之下，必须要考虑加强新的措施。这需要转变应对气候变化的观念，即整体转型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从原来渐进的、不断增量的应对措施进行整体转型，甚至以超常的措施去适应未来更加剧烈的变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哪些措施可以成为超常措施？
许吟隆：从具体措施看，灌溉系统的建设要进一步完善，甚至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灌溉措施不仅是应对干旱的有效措施，也是涝渍灾害出现后及时排水的利器。当前我们的灌溉设施建设，更多依托河流、水库等，但未来，在这些主干之外，更要注重农田“毛细血管”的畅通，在微小型的农业水利设施上投入更多精力。
新京报：怎样才能让“毛细血管”畅通？
许吟隆：“毛细血管”是遍布农田的通道，在有浇灌条件的地方容易实现。在没有河流、水库的地方，比如地形复杂的丘陵地区，可以通过建设更多的小型储备水源来改变现状，这些小型储备水源是分散的，覆盖面积更广。
其次，加强生态修复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把可能造成洪涝灾害的降水等，通过引流储备起来，起到蓄滞洪的作用，到了旱季，可以利用储备水源进行灌溉。假如我们有更多这样的微型水利设施，可能会极大地增强我国农业应对洪涝、干旱的能力。
另外，农业节水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也要大力加强。在当前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我觉得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农业节水潜力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