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华
上个月，艾玛-简·泰勒去了伦敦的一个办公地点工作，连接Wi-Fi时弹出的安全问题中有一个是让她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她最喜欢的啤酒。泰勒是一名公众演说家、培训师和活动家，已经近三十年滴酒不沾了。
“我上一次喝酒是在27年前，”她专门发了条推特来讲述这段经历。“我对没有‘不喝酒’这个选项感到200%的恼怒。我觉得不喝酒对我大有好处！”这已经不是泰勒第一次被迫在酒精和工作之间做选择了。作为一名帮助客户提升职业发展的培训师，她参加过许多以喝酒为主题的鸡尾酒会和工作活动。
“每次一去到现场，工作人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一小块饼干和一杯酒。”她说，“我不得不一直找有没有气泡水或纯净水，但总是惊讶于竟然不提供。”
当酒文化和办公室文化纠缠在一起，无数像泰勒一样不喝酒的人不免因此感到压力，自疫情爆发以来成百上千万与酒精作斗争的人也同样如此。
根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统计中心的数据，60%的人在隔离期间喝了更多酒。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网络销售平台Drizly的消费者洞察部门主管当时告诉本刊，该公司2020年春季的销售额增长了近500%。与此同时，“清醒的好奇者”（sober curious）运动吸引了大批人参加，饮料公司推出了足以让市场饱和的零酒精饮料。
随着越来越多员工重返办公室，而疫情又从许多方面改变了员工与酒精的关系，雇主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应当如何将酒精融入职场。
欢乐时光的难题
自201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在给员工提供饮酒福利——从普罗赛克（意大利起泡酒）水龙头到装满了冰箱的啤酒——以吸引年轻员工。长期以来，酒精一直是公司聚会和活动的主要内容，想借此帮助员工放松、互动、找乐子。
“欢乐时光”文化在许多组织中都很流行，Zero Proof Nation的运营者劳拉·西尔弗曼说。Zero Proof Nation是一个在全国各地展览无酒精产品、无酒精活动和无酒精体验的社区平台。
西尔弗曼告诉《财富》杂志：“我以前在公司上班时，所有的假日聚会和会议都是泡在酒瓶子里的。”她现在从事自由职业，她还说，要成为全场唯一清醒的人是很难的，因为只有苏打水和健怡可乐是唯一不含酒精的选择。
然而，尽管酒精往往被视为社交润滑剂，但它帮助人们放松的能力“更像个神话，而不是事实”，药物使用专家、治疗师小戴维•拉迪尔博士上个月向《财富》表示。如果雇主把欢乐时光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就会在不经意间给员工施加压力，让他们担心如果不参加这类活动，就会错过团建或社交的好机会。
“在我们的文化中，酒精是唯一一种被认为喝了才正常、不喝不正常的毒品，”西尔弗曼说。“但如果你不经常参加（欢乐时光活动），也不应该影响你作为企业员工的表现。”
西尔弗曼说，在自己之前的工作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全场唯一清醒的人”，因为她不想为了融入而放弃原则。
将无酒精鸡尾酒作为职场DEI的一部分
国际成瘾和康复教育中心(ICARE)的执行董事谢丽尔·布朗·梅里韦瑟的工作包括为公司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包容那些可能正在药物滥用问题上挣扎的员工。
她建议雇主在传达和酒精有关的信息时要“非常谨慎”。她说:“人们现在对工作非常挑剔，他们真的会评估公司的价值观。”
如果企业忽视不喝酒的人，会因此遭受损失。梅里韦瑟说，目前美国约有2300万人正在戒断酒精或其他毒品，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清醒的好奇者”运动的参与者和出于健康或宗教原因滴酒不沾的人。
“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超越了种族和宗教；它意味着拥抱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喝酒的选择，”梅里韦瑟说。“其实很简单，只要确保派对或活动的菜单上包括无酒精饮料——无酒精鸡尾酒产业的产值有数十亿美元，而举办活动时也不要总是围绕喝酒开展。”
如果不确定，就开口问
对于刚戒酒的人来说，拒绝喝酒需要练习。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处境设计自己的剧本。不存在这个方法对不对，也不存在这个答案会不会太模糊或太直接。
但梅里韦瑟鼓励不喝酒的人自信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无论他们不喝酒的原因是什么。这么做可能会给同伴增加信心，又或者可以推动公司领导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除了节日派对这样的大型活动，如果公司决定在办公室装一台啤酒冰箱、举办一次欢乐时光活动或办公室外的聚会，就有责任确保不喝酒的人有其他选择。
雇主们经常会提议搞一些要喝点酒的活动，作为一种团建方式。但管理者不应该自行设想员工想要什么或喜欢什么，而是应该问问每个人的意见。
梅里韦瑟说，雇主有义务停下来问一问员工类似的问题。“你要向员工提供他们看重的东西——因为你看重的是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