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华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骤然后撤，中国社会终于走到了与病毒和解、与自然和解的当下。即便大量的自我隔离带来了与封控同样效果的“冷清”，但严格防疫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流动限制和预期崩塌将不复存在。经过一个季度左右的适应和调整，中国社会将逐步回归较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但是，不同寻常的这三年，并不能像一片纸页那样轻轻翻过。哪怕仅是在经济层面考量，疫情已然成为影响长期经济运行的一道伤疤，未来的修复之路不会一蹴而就。
绝对的经济规模损失难以在短期内弥合。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年增速大约在6%，而疫情这三年的复合经济增速仅约4.4%左右，折合成经济规模，这三年共计约有5万亿元的直接GDP损失。此外，这三年里被计入GDP的数以万亿元计的核酸检测支出、“大白”劳务、方舱投资等防疫支出，实际上并未给公众带来生活改善和福利增进，却带来了额外的、不被计入GDP的机会成本和福利损失。因此，三年抗疫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或可能接近10万亿元，超过了中国整个金融业或房地产业一年的GDP增加值。若想利用此后三年的经济增长来弥补疫情期间的经济损失，需要实际经济增速达到8%左右，而哪怕最乐观的经济学家，也不敢做出这么大胆的预测。
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再下台阶。历史上，只有制度变迁和技术革命能够抬升长期的潜在增速，即要么出现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要么出现科技产业化的创新，否则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总是带来资本回报率的下行。疫情这三年，表面上看，“线上”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增加了，但实际上因为供应链产业链受阻，以及创新活动所需的乐观预期不再，大多数企业降低了研发支出，在生产组织形式上趋于保守，对于分散的分工与供应不再信任。增长模型也显示，从明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潜在增速便会持续处于5%以下，提前进入中低增长区间，自此告别高增长经济体的序列。
人力资本的损失难以用失业率的暂时上行来评估。青年群体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而疫情这三年给中国青年群体带来了不小的“人力资本疤痕”。正常年份里，16至24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为10%左右，疫情期间这一数值一路上升至18%左右。在中国，应届毕业生如果在应届期内没有找到工作，此后会被就业市场视之为缺乏竞争力，从而带来长期收入下降及二次失业风险的上升。疫情期间的短期失业率上行，还带来青年人对于岗位稳定的强烈向往，部分青年人放弃寻找就业机会而花费几年时间报考公务员，甚至有的直接退出劳动市场，从而形成长期劳动参与率的下行，这对于处在加速老龄化过程中的劳动资源不足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逆周期宏观政策操作带来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出台了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总体上看，这三年里的逆周期刺激政策依然主要表现为基建投资的扩张，其背后是专项债等财政工具，以及信贷扩张等金融货币工具对于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刺激。当然，减税及降费政策主要有利于私营企业和民间投资的修复，但这三年里，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在经营稳定上的差距是扩大了而非缩小了。比如，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在这三年间逐渐变得高于私营企业，今年前11个月，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4.8%，而私营企业的利润同比下滑了8.1%。同时，私营资本进入核酸检测等公共应急领域之后的表现也令人失望，而另一边则是恢复和重建的供销社和国营食堂。此消彼长之间，长期的市场活力受到侵蚀。虽然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出要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但逆周期政策带来的失衡惯性却将是长期的。
流动性偏好上升与消费的低迷。疫情以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谨慎性储蓄增加，即居民只愿意持有现金和储蓄，而不是其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以今年为例，截至11月，居民户新增存款累计值约达14.95万亿元，是2018年全年新增总额的两倍。家庭和企业都不愿意投资和借贷，今年前11月金融机构的新增存款累计值已超过贷款累计值5.6万亿元以上，“借款人消失”的现象显著。疫情过去后，消费虽然会有所回暖，但若期待消费的报复性反弹，可能就过于乐观了。经历了失业的家庭、经历了市场退出压力的企业，可能会在长期内趋于保守，消费的回暖速度和力度有可能远比预期更弱。
这三年不仅揭示了人们所建立的生产组织方式是脆弱的，也揭示了看上去庞大又精密的治理体系也是脆弱的。疫情的疤痕已然刻在经济肌体的层层面面，经济修复将是漫长的过程，只有对微观主体采取持续的休养生息政策，才能为尽快抚平伤痕创造条件。
